1946年6月21号，山东军区的二把手，罗炳辉将军离世了，那时候他还不到50岁，只有49岁。

听到那消息，王树眼泪哗哗地流，他跟旁边的人说：“老罗走得真是太急了，我还有句对不起没跟他说呢。”

在我军的将领队伍里，王树声那可是个冲锋陷阵的猛将，要不他咋能当上开国大将呢。

王树声将军的火爆脾气，在我军里那可是相当有名。老话说得好，“仁慈的人带不了兵”，战场上勇猛的将领，往往脾气都不小。

他这脾气，跟王近山和钟伟有得一比，而且说起来，比他们俩还要更冲一些。

王树声性情直率，对人对事态度明确。在革命时期，为了大局，他忍痛做出决定，亲手处置了自己的亲人——舅公。

跟同志和战友相处时，他有时情绪会上来，一不留神就容易发火，甚至到了要掏枪的地步。

在鄂豫皖苏区那会儿，王树声看中了秦忠这位同志，提拔他从排长一跃成为营长。

那人怕自己干不好，就拒绝了。王树声看他这样，心里特别着急上火，气得猛地一拍桌子，还把手枪给摔了。

不过，要是说王树声打趣罗炳辉，不少人会觉得这像是“张飞战岳飞”，总觉得他们俩好像没啥碰面的机会。

王树声老家在湖北麻城，而罗炳辉呢，他是云南彝良出身的人。

说起来年龄，罗炳辉是1897年出生的，他比那个人足足大了8岁呢。

罗炳辉家里头穷，上不起学，只能出去给人干活。他做过木匠的活儿，也干过伙夫和马夫的差事，这一路走来，没少受那些坏人的气。

18岁那会儿，他觉得世间太多不公平的事，心里气不过，就走了好几百里路去加入了滇军。

王树声小时候家里条件挺好的，他爹有不少田地，勉强能算个当地的小地主。所以，他有机会接受挺好的教育，还念完了高年级的小学。

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这样的学识水平，真的是非常出众，算是难得一见的人才。

当罗炳辉长途跋涉上百里路，只为拿起枪去当兵的时候，18岁的王树声已经完成了学业，回到了他的家乡麻城。他站在小学的讲台上，手握教鞭，成为了一名校长。

罗炳辉一入伍，就成了唐继尧麾下的一名士兵。

他特别能吃苦，打起仗来也很勇猛，所以很快就显现出来了，被上司看重，做了唐继尧的贴身侍卫。没过多久，他又升为了副官。

1921年的时候，唐继尧和滇军里的顾品珍、叶荃斗来斗去，最后输了，没办法只好跑到香港躲起来，罗炳辉也跟着他一块儿去了。

刚踏入这繁华世界，唐继尧就过上了大手大脚、奢侈享乐的日子，简直像活在梦里一样，这让罗炳辉突然清醒过来。

早些时候，唐继尧也喊得响当当，讲他们打仗是为了帮穷人翻身。可如今他们真面目露出来了，原来那些漂亮话全是糊弄人的。

罗炳辉觉得上司太让人失望了，于是，他下定决心，干脆离开了香港。

1927年那会儿，罗炳辉在南昌碰见了朱德。朱德以前可是滇军里的大官，但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罗炳辉跟他一聊，心里头豁然开朗，觉得找到了方向，从那以后，他就决定跟着革命的路子走了。

不过由于各种情况，罗炳辉直到1929年7月份才正式入了党，并且在赣西发动了武装起义，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的团长。打那以后，罗炳辉就成了咱们队伍里的一员猛将，为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出了不少大力。

说起来，罗炳辉投身革命的路子那真是既不容易，又挺带劲儿的，充满了不少波折和传奇故事。

说起来，王树声走上革命这条路，还真是挺顺畅的。

他在当老师期间，了解到了马列主义的思想，然后在1926年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。

1927年春天，蒋介石变了心，背叛了革命。到了那年6月，王树声就带着农民武装，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回击。

那年11月份，王树声参加了大名鼎鼎的“黄麻起义”，从那以后，他就成了人民军队大家庭的一员。他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7军第1队的党代表，踏上了军事斗争的道路，一步步成长，最终变成了一颗耀眼的军事明星。

他俩都是红军里的将领，不过打仗的地方不一样。王树声呢，他是在鄂豫皖那块根据地，跟着张国焘和徐向前一起打仗，他属于红四方面军的。

在江西瑞金的革命地盘上，罗炳辉是红一方面军的一员大将。他跟着毛主席和朱老总，一起对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，努力打破他们的“围剿”计划。

长征那会儿，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。

之后，王树声当上了西路军的将领，他和马家军在天山走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

这时，罗炳辉正在延安待着。

抗战一打响，罗炳辉就跟着叶挺去了皖南，他加入了新四军，当上了将领，负责指挥新四军第五支队。

王树声带领的西路军在祁连山吃了败仗，他只好打扮成乞丐，一路讨饭回到了延安。到了延安后，他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的第三期学习。

1938年春天，4月份的时候，王树声接过了晋冀豫军区的担子，当上了副司令员，还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司令员。他就这样成了刘伯承、邓小平将军麾下的一员猛将。

打仗那会儿，解放战争一打响，王树声就带着队伍往南去了桐柏山。在那儿，他们跟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碰头了，两支队伍一合计，就联手成立了中原军区。

他当上了副司令员，还兼管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活儿，在中原那块地和国民党的军队拼死战斗。

解放战一打响，罗炳辉就到了山东那块儿，当上了山东军区的第二副司令，还兼着新四军第二副军长的职位。到了1946年6月21号，罗炳辉将军因为太过劳累，脑出血不幸去世了。

总的来说，这两位都是我军非常棒的将领，不过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，从没在同一个部队共事过，也没啥交集，所以更谈不上有啥恩怨情仇了。

那这么说来，王树声怎么可能有机会去嘲笑自己呢？

这事儿啊，得从两大方面军在懋功碰头那会儿讲起。

1935年6月份，中央红军跟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这个地方，完成了他们意义重大的一次碰头。

两支大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和追击下，吃了不少亏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就在这时，它们碰头了，合并在一起后，实力大增，这可真是个大好事，值得好好庆祝一番。

但接下来的事情，真的让人没想到。

相聚那一刻，红四方面军可谓兵精粮足，人数达到了8万多，个个精神抖擞，状态好得很。

红一军团原本有9万将士，但现在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了。他们既没有粮食吃，又缺少枪支弹药，战士们的脸色都不好看，营养不良，军装也是破破烂烂，到处都是补丁。

不过，红一方面军的头儿毛泽东，他是咱们党中央的大当家，按级别来算，张国焘得听他的。

看到这种状况，张国焘心里觉得憋屈，总认为自己才智出众，理应成为咱们党的领头人。

他欲望变大，心里有了不该有的念头。

张国焘的一些错误念头，慢慢地也让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将领受到了影响。他们在不清楚真相的情况下，做出了一些冲动的行为。

说起那些将领，有个挺出名的叫何畏。他啊，在张国焘的鼓动下，两军汇合后，竟然掏出枪来，威胁红一方面军的领导。

王树声，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还兼着军长，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头的事情，可还是受到了不好的影响。

王树声虽然打仗勇猛，但在政治上不太敏锐，有时分不清对错，结果做了一些错事。

两支队伍汇合后，毛主席的同乡彭绍辉被安排去了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，做了那里的参谋长。

他到了那边，得知张国焘说了些不对头的话，做了些不对的事，就赶紧给党中央写了封信，说了说自己对张国焘的不满。

张国焘不知从哪儿得了消息，把彭绍辉叫到跟前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你咋背后告我状呢？”

彭绍辉澄清道：“我这是摆在明面上的，可不是背后嘀咕人。”

那会儿，王树声就在旁边站着，瞧见彭绍辉说话那股子硬气，觉得他这样不太像一个下级该有的态度，心里头很不高兴。于是，他走上前去，一把掏出枪，直接顶在了彭绍辉的身上。

朱德见状，赶紧冲上前去拦着，这才没让事儿闹大。

王树声对红一方面军的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，也是一点不含糊。

他一看，便笑话对方：“你手下就这么小猫两三只，也好意思叫自己军团长？要换了我，直接就说自己是营长算了！”

之后，张国焘背叛了中央，擅自决定往南走，王树声当时被误导了，也跟着他一起行动。

开始那会儿，四方面军往南打，进展特别顺利，简直是一路畅通无阻，把杨森和刘湘的川军打得节节败退，毫无招架之力。

这时候，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，像张国焘他们，可能有点得意过头了，喊出了一个挺响亮的口号：“一路打到成都，吃上那的大米，再在那里欢欢喜喜过大年。”

但他却忽略了，早先川军其实是在四川以外的地方打仗，他们跟红军交手，更多是为了敷衍蒋介石，并非真的豁出命去拼。

要是红军真打算打进四川，那四川的军阀可就真没地儿躲了。毕竟，四川可是他们的老窝，一旦失守，就相当于没了根，到时候蒋介石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一锅端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四川的那些军阀们肯定会豁出去，拼个你死我活。

所以，到了1935年11月，红四方面军在进四川的百丈关那儿，跟川军打起了硬仗，他们真是豁出命来阻拦我们。

一听百丈关这名字，就知道那地方地形特别险峻，好守不好攻，一个人把着关隘，万人也难闯过。

这是一场硬仗，光有压倒性的兵力还不够，要是没了重火力支援，那再多的士兵也只会白白牺牲。

张国焘一时被胜利冲得晕头转向，连最基本的军事道理都抛到了脑后，非要硬闯百丈关不可。结果呢，碰上了川军死命的抵挡，吃了大亏。

更糟糕的是，蒋介石手下的中央部队也加入了战局，还出动了飞机和大炮来帮忙。

结果，这场战斗变成了场残酷的大屠杀。

七天七夜的激战过后，好多红军战士牺牲在了战场上。红军虽然打死了敌军四万人，但自己也失去了四万勇士。

百丈关一战，对张国焘来说是个大败笔，就像他的滑铁卢一样，同时也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成了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打完这仗，红四方面军伤亡惨重，实力大减，战士们的情绪也很低落。

严酷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早先讲过的一句话——“往南走，是条走不通的路”。

很多人明白过来，毛主席真是有远见卓识，只有紧跟着党中央的步伐，我们才能屡战屡胜，才能确保一路走得对、走得稳。

这些人里头，有总指挥徐向前，还有副总指挥王树声。

军心所向不可挡，张国焘这时满心懊悔，只能无奈调转方向，让红四方面军朝北进发，去找红一方面军会合。

历经三次艰难穿越草地后，两大主力红军部队终于又一次胜利会合了。

西路军在祁连山吃了败仗，王树声历经艰险，好不容易逃到了延安。到了那儿，组织上安排他去抗大继续深造学习。

王树声经历了好些磨难后，整个人变得稳重多了，再也不像以前那般冲动浮躁。

王树声因为西征没能成功，所以他的前途也受了点儿影响。从打鬼子那时候起，一直到解放战争，他很少能稳稳当当当个一把手（就两次，一回是鄂豫军区的司令员，一回是中原军区的司令员，可那都是临时顶顶，没多久就换人了）。

举个例子，1938年那会儿，他当上了晋冀豫军区的副司令员；到了1940年，又转任太行军区的副司令员。

1945年，他在中原军区当上了副司令员；到了1949年5月，他又转任湖北军区的副司令员。

王树声确实是个急脾气，不过你别看他外表挺严肃，其实心里头挺柔软的。

1947年春天时，王树声因为得了重病，只能到山东解放区去瞧病。在动身前，他反复跟刘昌毅、罗厚福、张才千这些副司令员说：“你们可得把队伍给我带好了啊。”

刘昌毅一个劲儿地点头，说：“司令员，您好好养病，您说的话我都记着呢。”

突然间，王树声情感涌上心头，他紧紧握住刘昌毅的手，眼眶泛红地说：“我真的感觉很对不起大家。”

这么说吧，他之所以会发脾气，多数时候是因为对党特别忠诚，这算是小缺点，但组织心里是有数的。

其实，我那时对罗炳辉将军的不敬，完全是因为脑袋一时不清醒。

1955年，他被授予开国大将的称号，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他过去所做贡献的高度认可。

《王树声纪念册》（精装版），是由军事科学院的专家们精心编纂，并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。这本书汇集了关于王树声将军的许多珍贵记忆和资料。